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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与研究》双月刊 北大核心

作者:润色论文网  来源:www.runselw.com  发布时间:2019/6/24 15:00:44  

基本信息

曾用刊名:西方语文 & 俄罗斯语文

主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

ISSN:1000-0429

CN:11-1251/G4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中文

开本:16开

邮发代号:2-130

创刊时间:1957

出版信息

专辑名称:哲学人文科学

专题名称:外国语言文字

出版文献量:4228 篇

总下载次数:4000086 次

总被引次数:189646 次

评价信息

(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2.680

(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1.930

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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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1992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2000年版,2004年版,2008年版,2011年版,2014年版,2017年版;

期刊荣誉:

百种重点期刊;社科双效期刊;

收录论文范文

儿童语言中的递归领属结构

摘要:语言的递归性一直是当代语言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递归性是否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这个问题成为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有研究者提出儿童对递归结构掌握较晚,在6岁前对递归结构的理解和产出都存在问题。本文通过“基于真值判断的诱发性产出任务”考察了30名4岁的汉语普通话儿童对表领属的递归结构的习得。实验结果显示,4岁的汉语普通话儿童在缺乏足够外界语言输入的情况下,仍能正确理解并产出递归结构。实验结果为“递归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这一论点提供了儿童语言的实证支持。

关键词:语言的递归性; 儿童语言习得; 表领属的递归结构; 汉语普通话;

1. 引言

语言的递归性 (recursion) 一直是当代语言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递归指的是一种句法操作,是将某一类型的句法结构嵌入同一类型的句法结构中。反复运用递归操作让人类语言可以用有限的词汇和句法规则创造出无限的句子 (Berwick&Chomsky 2017) 。例如 (1) 中表示的递归句法规则在英语中可以具体实现为 (2) ,在汉语中实现为 (3) ,且两句都可以无限延伸下去。

(1) a.S→NP VPb.VP→V S

(2) John knows Mary knows Tom knows…

(3) 张三说李四说王五说……

在生成语法框架下,递归性被认为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 (Hauser et al.2002;Chomsky 2007,2008;Yang et al.2017) ,也是狭义的语言机制 (faculty of language,FLN) 的唯一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区分了人类语言与动物有限的交际系统。根据这一观点,语言的递归性应该在每一种人类语言中都得以体现,并且作为普遍语法的一部分先天存在于人脑中。但这一观点也遭到了部分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质疑。例如Everett (2005) 通过长期田野调查发现,使用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一种土著语言毗拉哈语 (Pirahã) 就缺乏递归性结构。Wolfe (2016) 也认为语言是一种人造的工具,用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语言的本质是任意性和差异性。

基于上述争论,对儿童语言中递归结构的研究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递归性确为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先天存在于大脑中,它就应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Crain 1991;Crain et al.2017) :第一,儿童在语言发展早期就应该能够理解递归结构,使用递归操作;第二,儿童对语言递归性的掌握应具有普遍性,不受某种特定语言的制约;第三,对语言递归性的掌握不依赖于外界的语言刺激,在语言刺激贫乏的条件下,儿童也应该具备递归操作的能力 (刺激贫乏论,Chomsky 1959,1980) 。

本文从儿童语言入手,考察汉语普通话儿童对表领属的递归结构的习得。以往研究鲜有对汉语普通话儿童递归结构的考察。而关注表领属的递归结构主要基于两点:首先,领属关系是人类对外部世界最基本的认知表征之一,在所有人类语言中都有表达领属关系的语言结构 (Aikhenvald 2013) ,所以对领属结构的考察具有跨语言的意义;其次,目前关于儿童对表领属的递归结构的习得存在较大争议,有的研究者提出儿童对表领属的递归结构掌握较晚 (Roeper 2011;Pérez-Leroux et al.2012) ,该结论如得以证实,则会对递归性在人类语言中的地位造成强有力的冲击。

2.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缺乏对汉语普通话儿童递归结构的考察。仅有杨彩梅 (2014) 通过“看图-诱导产出”和“看图-听题-选图”实验考察了3-10岁汉语普通话儿童对递归结构的产出和理解。其结果显示汉语普通话儿童虽然在4岁时已经可以正确理解和产出单层结构,但直到8岁才能正确理解和产出双层递归结构。杨彩梅用儿童语言习得的“成熟理论” (Maturation Theory) (Wexler 1990) 解释了这一研究结果。而基于母语为其他语言的儿童语言习得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儿童在相对较晚的语言发展阶段才能正确理解和产出双层及以上的递归结构 (Matthei 1982;Roeper 2007,2011;Pérez-Leroux et al.2012) 。例如,在产出方面,Roeper (2007) 通过对儿童自然语料库的调查发现,英语儿童在6岁之后才产出第一个完整的表领属的名词性递归结构。Pérez-Leroux et al. (2012) 采用图片指称任务调查了3-5岁英语儿童对不同句法结构的产出,发现各年龄组儿童对递归结构的产出均存在困难,但他们均能正确产出并列结构 (conjoined construction) ,这与成人对照组有着显著差异;另外,该研究还发现儿童掌握名词性递归结构 (如例 (4) 中表领属的名词性递归结构) 的时间要晚于介词性递归结构 (如例 (5) ) 。

(4) Elmo’s sister’s ball (Pérez-Leroux et al.2012)

(5) the baby with the woman with the flowers (同上)

在理解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在早期阶段会倾向于将递归结构理解为并列结构。随着外界语言刺激的不断输入,儿童才会逐渐像成人一样进行递归解读 (Roeper 2011) 。但也有研究发现4岁儿童已经基本可以理解双层和三层表领属的递归结构了 (Terunuma et al.2017) 。

简单总结现有文献,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儿童在6岁之前对递归结构的理解和产出存在困难,尤其是表领属的名词性递归结构。我们认为已有研究未能发现儿童在语言发展早期对递归结构的掌握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已有研究未能有效控制非语言因素对儿童理解和产出递归结构的影响。研究显示非语言因素,包括工作记忆和加工负载等都会对儿童的语言表现产生干扰和影响 (Novick et al.2005) 。对递归操作的反复使用不仅会加大语言结构自身的复杂性,也会加大由此导致的认知加工的复杂性。儿童与成人在理解和产出递归结构时所表现出的差异可能并不是语言能力差异所导致的,可能更多反映的是儿童与成人在非语言的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此外,以往研究多考察领属关系,而领属关系是一种抽象的认知关系,只用静态的图片和简短的口头说明可能并不足以让儿童建立如此抽象的领属关系表征,尤其是递归结构中涉及多层领属关系的表征。第二,以往研究未能考虑到合理使用递归结构的语境条件。儿童语言习得的很多经典研究都显示,当实验任务未能满足使用特定语言结构的语境要求时,儿童就会表现出理解和产出上的困难和错误 (Hamburger&Crain 1982;Crain 1991;Crain&Thornton 1998) 。以往考察双层 (或多层) 表领属的递归结构的研究都未能满足此语境条件,从而导致儿童理解和产出递归结构的困难。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采用一种新的实验范式,考察4岁汉语普通话儿童对表领属的双层递归结构的理解和产出。这种实验范式可以克服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展示儿童对递归结构的习得。下面先简要概述汉语普通话中的领属结构及其习得。

3. 汉语普通话中的领属结构及其习得

汉语普通话可以用不同结构表达领属关系 (Chappell 1996;Luo 2013) ,其中“的”字领属结构是最常见的一种。“的”字领属结构是一种名词性结构 (朱德熙1966;Chappell 1996) ,它有两种组成形式:标准的组成形式为“NP1+的+NP2”,如 (6) ,其中NP1“女巫”为占有者,NP2“小猪”为被占有者;在第二种组成形式里,“的”字后的NP2可以不出现,表示为“NP+的”,如 (7) ,其中的NP“女巫”为占有者。另外,汉语中还有其他表领属关系的结构:如 (8) 所示,带“有”、“属于”等表领属关系动词的结构;如 (9) 所示,用名词短语 (占有者“女巫”) 加指示代词短语 (“那只小猪”) 表领属的名词性结构。

(6) 女巫的小猪 (7) 女巫的

(8) 女巫有小猪/小猪属于女巫 (9) 女巫那只小猪

汉语可以用一个名词性结构来表达双层及以上的领属关系,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对同一种结构进行递归操作,例如 (10) 中对“的”字结构进行递归操作;第二,将两类名词性领属结构进行嵌套组合,例如 (11) 和 (12) 中所示的领属结构嵌套组合了“的”字结构和指示代词结构。

(10) 女巫的小猪的苹果 (11) 女巫的小猪那个苹果

(12) 女巫那只小猪的苹果

本文研究的语言结构是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以往的儿童语言研究发现,“的”字结构在儿童语言中往往出现在双词 (NP+NP) 阶段之后。例如李宇明 (2004) 发现汉语普通话儿童在2岁左右开始使用“的”字结构,用来表领属关系。Shi&Zhou (2018) 研究发现4岁儿童已经基本能够正确理解和产出“的”字领属结构,而3岁儿童还处在从用双词 (NP+NP) 表领属向用“的”字结构表领属过渡的阶段。据此,我们可以假设,如果递归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先天存在于人脑中,那么当儿童习得了“的”字领属结构之后,便可以对该结构进行递归操作,从而正确理解和产出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为了检验该假设,本文通过实验的方法,考察已经习得了“的”字领属结构的4岁儿童是否可以正确理解递归领属结构,并正确产出双层递归领属结构。

4. 实验设计

4.1 受试

受试为30名4岁 (年龄区间为4;0-4;11,平均年龄4;5) 的汉语普通话儿童,他们来自北京市某幼儿园,均在单语环境下成长,其中男生18名,女生12名,均无任何听力和言语障碍。

4.2 实验任务和过程

本研究采用的实验方法是“基于真值判断的诱发性产出任务” (elicited production task with a truth value judgment component) ,该方法是基于真值判断任务 (truth value judgment task;Crain&Thornton 1998) 的一种创新。在该任务中有两名实验者,其中一名负责用玩具给儿童讲故事,另一名负责用玩偶扮演一只被蒙住眼睛的小猫。在任务中,儿童和小猫一起听故事,每一个故事结束后,为了检查小猫有没有认真听故事,讲故事的实验者会问小猫一个问题。实验者告诉儿童,他们的任务是要帮助小猫更好地听故事,所以每次小猫回答完问题后,儿童需要告诉小猫它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回答正确,儿童需要复述一遍小猫刚刚说的话;如果回答错误,儿童就要告诉小猫错在哪里,并帮助小猫纠正错误。在关键的实验项中,小猫回答时所用的语言结构是单层“的”字领属结构,而这个单层结构是对问题的错误回答。只有当儿童能对这个单层“的”字领属结构做出正确的真值判断时,他们才能纠正小猫的错误,而要纠正小猫的错误,他们必须使用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基于此逻辑,我们把实验任务叫做“基于真值判断的诱发性产出任务”。

每个儿童单独参加实验任务。在正式测试前有一个练习阶段,练习阶段的流程同正式测试一样。只有在练习阶段对小猫的回答做出正确判断,并成功纠正错误的儿童才能进入正式测试。正式测试全程进行录音。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研究采用的实验任务具有三点优势:第一,如上述介绍,“基于真值判断的诱发性产出任务”同时考察儿童对递归结构的理解和产出;产出是基于理解基础上的产出。第二,实验任务通过故事呈现的方式创造使用表领属的双层递归结构的合理语境条件。第三,与以往研究使用静态图片的任务相比,本研究的实验任务通过故事表演与儿童互动,极大减轻了儿童建立抽象领属关系表征的认知加工困难,在动态过程中建立了事物之间的领属关系。

4.3 实验材料

该实验任务共有10个故事,其中4个故事用来诱发目标结构,2个故事用来诱发控制结构,剩下的4个故事用来诱发填充结构。如表1所示:实验的目标结构为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其中两个名词短语NP1和NP2均为双音节,如表1中的 (13) ;控制结构和填充结构均为单层“的”字领属结构,两者的区别在于控制结构中的NP1为四音节,NP2为双音节,如 (14) ;而填充结构中的两个名词短语均为双音节,如 (15) 。

表1.实验任务中需要诱发产出的语言结构类型及示例

在这10个故事中,5个故事对应的小猫的回答正确,另外5个故事对应的小猫的回答错误。实验的关键测试项是诱发目标结构的4个故事。在这关键的4个故事中,小猫回答所用的语言结构是单层“的”字领属结构 (如“海盗的饼干”) ,而这个单层结构是错误回答。只有当儿童能对这个单层结构做出正确的真值判断时,他们才能纠正小猫的错误,而要纠正小猫的错误,他们必须使用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 (如“海盗的青蛙的饼干”) 。如:

(13) 实验者:小猫,你知道哪块饼干被毛毛虫偷了吗?

小猫:我看不见,让我猜猜吧!海盗的饼干被偷了。 (错误回答)

儿童的预期回答:不对,是海盗的青蛙的饼干被偷了。

如前所述,使用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来指代某一事物,是为了让该事物与语境中其他涉及类似领属关系的事物区分开来,为了满足使用该递归结构的语境条件,我们在故事中确立了6个不同的领属关系:海盗的青蛙、女巫的青蛙,海盗的饼干、女巫的饼干、海盗的青蛙的饼干和女巫的青蛙的饼干。这样的设置使得儿童必须借助领属关系来区分事物。

除诱发目标结构的4个故事外,实验中另有6个故事用来诱发控制和填充结构 (见表1) 。引入控制和填充结构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让实验任务中“对”与“错”答案的分布可以平衡,避免儿童在实验任务中由于习惯了小猫某一特定类型的回答而产生练习效应 (practice effect) 。其次,控制和填充结构均为单层领属结构,用来测试儿童是否可以成功产出单层领属结构。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个名词短语的音节数不一样。通过比较儿童对控制结构和填充结构产出是否有差异,可以考察音节数是否会对儿童的产出造成影响,是否音节越多儿童产出越困难。

实验的预期是:如果4岁儿童习得了“的”字领属结构,并且具备了递归操作的能力,那么在对应目标结构的故事中,儿童应该能够正确产出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如果儿童能够正确产出单层“的”字领属结构,并且产出不受音节数的影响,那么他们在对应控制和填充结构的故事中,就应该既能正确产出控制结构又能正确产出填充结构,且产出这两种结构的正确率接近。

4.4 实验结果

所有儿童都完成了正式测试。我们采用了严格的数据判断标准:只有当儿童对小猫的回答判断正确,并产出了与预期目标结构完全一致的结构时,才能够被判断为正确产出了目标结构。同样,只有当儿童产出了与预期的控制结构和填充结构完全一致的结构时,才能被判断为正确产出了控制结构和填充结构。

在所有10个故事中,30名儿童都100%正确地判断了小猫的回答。在4个用来诱发目标结构的故事中,他们正确指出了小猫的回答是错误的,并且正确产出了79% (95/120) 的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如“海盗的青蛙的饼干”。非参数检验 (Wilcoxon符号秩检验) 显示,儿童正确产出目标结构 (双层递归结构) 的次数显著高于产出非目标结构的次数 (79%∶21%,Z=3.88,p<.001) 。在2个用来诱发控制结构的故事中,儿童产出的控制结构100% (60/60) 正确,如“小熊维尼的花生”。在4个用来诱发填充结构的故事中,儿童产出的填充结构98% (118/120) 正确,如“兔子的贝壳”。儿童对控制结构和填充结构都能正确产出,且正确率不存在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名词短语的音节数对儿童递归结构的理解和产出没有影响。

我们进一步对每名儿童产出的结构进行分析,根据他们正确产出目标结构的数量 (完全正确为4个目标结构) ,将儿童分成三组:第一组儿童 (24名,占80%) 正确产出3-4个目标结构,第二组儿童 (5名,占17%) 正确产出1-2个目标结构,第三组儿童 (1名,占3%) 不能正确产出任何目标结构。非参数检验 (K-W Test检验) 显示三组在数量上差异显著 (χ2 (2,N=30) =17.46,p<.001) 。事后两两比较 (Mann-Whitney检验) 发现第一组的数量显著高于第二组 (Z=3.92,p<.001) ,第一组的数量也显著高于第三组 (Z=2.04,p<.05) 。实验结果表明绝大多数4岁儿童能够正确产出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

5.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4岁汉语普通话儿童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和产出递归结构。通过“基于真值判断的诱发性产出任务”,我们发现4岁儿童已能正确理解表领属的“的”字递归结构,并正确产出单层 (控制结构和填充结构) 和双层递归 (目标结构) “的”字领属结构。在实验任务中,所有儿童都能正确判断小猫回答的正误,并进行纠正。纠正时,儿童产出目标结构的平均正确率达到79%。通过对每位儿童产出的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有80%的4岁儿童能够正确产出至少3-4个目标结构,仅有1名4岁儿童未能正确产出任何目标结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相对于单层“的”字领属结构,4岁儿童产出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的正确率相对较低 (双层目标结构79%,单层控制结构100%,单层填充结构98%) 。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儿童在关键故事中21%的非目标结构 (22例产出非目标结构+3例未产出任何结构) ,发现在儿童产出的22例非目标结构中,有15例符合汉语语法的结构,且这些结构可以替代双层递归“的”字结构来表领属关系。这些结构主要集中在两类。第一类如 (14) 所示,把“的”字结构 (“海盗的青蛙”) 与指示代词结构 (“那块饼干”) 进行组合来表达领属关系。第二类如 (15) 所示,用两个“的”字名词短语来表达双层领属关系,第二个名词短语中的人称代词 (“他”) 指代第一个名词短语 (“海盗的青蛙”) 。我们认为儿童在语境中产出这两类非目标结构是合理的,因为它们都符合汉语语法,并且我们所咨询的汉语成年人都认为在我们给出的语境中可以用这两类结构来表达双层领属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前文中提到的唯一一名没有正确产出任何目标结构的儿童就使用了第一类结构。

(14) 海盗的青蛙那块饼干

(15) 海盗的青蛙,他的饼干

(16) 海盗 (的) 青蛙 (的) 饼干

当然,还有7例非目标结构不符合汉语语法。这一部分非目标结构在表达双层领属关系时省略了其中一个或两个“的”字,如 (16) 所示。Shi&Zhou (2018) 发现汉语普通话儿童在习得“的”字领属结构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用双词结构 (NP+NP) 表领属的阶段,这个阶段发生在3-4岁间。例如,3岁左右的普通话儿童会经常使用“海盗青蛙”来表达“海盗的青蛙”。4岁儿童基本掌握了“的”字领属结构,但仍有少数4岁儿童还处于从双词结构表领属向“的”字结构表领属过渡的阶段。这就可以解释在实验任务中为什么儿童会在少数情况下省略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中的一个或两个“的”字。尽管这些结构中的“的”字被省略了,但我们仍可发现儿童在使用名词短语进行递归操作,如 (16) ,他们用“海盗青蛙饼干”这样的不完整结构来表达“海盗的青蛙的饼干”。

从总体来看,4岁儿童产出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79%,他们能够正确理解递归领属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使用递归操作,正确产出双层递归领属结构。这与以往研究 (Roeper 2007,2011;Pérez-Leroux et al.2012;Roberge et al.2018;杨彩梅2014等) 的结论不同,即6岁之前的儿童不能正确理解和产出双层递归结构。正如上文所述,以往研究未能有效地控制非语言因素对儿童理解和产出递归结构的影响,且所采用的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也存在问题。以往研究多采用静态图片和简单的口头说明任务,未能创造使用表领属的双层递归结构的合理语境,也未能在任务中帮助儿童建立事物之间抽象的领属关系表征。本研究采用了新的实验范式,克服了上述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当相关的非语言因素干扰得到有效控制,且合理使用表领属的双层递归结构的语境得到满足之后,4岁儿童可以正确理解递归领属结构,并正确产出双层递归领属结构。下面我们从“递归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这一观点出发,讨论本研究结果的意义。

正如引言部分所讨论的那样,“递归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这一观点遭到了一部分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质疑。而对儿童语言中递归结构的考察可以为解决这个争论提供新的视角。根据Crain (1991) 和Crain et al. (2017) ,如果递归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先天存在于大脑中,那它在儿童语言中就应该表现出三个特征。本研究的结果首先支持了第一个特征:4岁汉语普通话儿童已能正确理解递归领属结构,并正确产出双层递归领属结构。儿童只要掌握了“的”字领属结构,就能正确产出对应的双层递归结构。本研究未考察3岁 (或小于3岁) 儿童是否能够正确产出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是因为如前所述,3岁儿童还处于用双词结构 (NP+NP) 表领属的阶段;他们经常在领属结构中省略“的”字标记,所以基本不可能产出符合汉语语法的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但我们预期3岁 (或者小于3岁的) 儿童也具备递归操作的能力,只要我们设计出合适的实验方法,使用他们已经掌握的语言结构作为实验材料,就能够考察到他们的递归操作能力。尽管本研究中少数4岁儿童使用了省略“的”字的非目标结构 (如“海盗青蛙饼干”) 来表达双层领属关系 (“海盗的青蛙的饼干”) ,但这样的非目标结构也体现了他们递归操作的能力 (对名词短语的递归操作) 。儿童天生就具备递归操作能力,能够对已经掌握的语言结构进行递归操作。

为了考察第二个特征,检验不同母语背景的儿童是否都具备递归操作的能力,本研究在考察汉语普通话儿童的同时,也用相同的实验范式考察了英语儿童对英语双层递归领属结构 (如Elmo’s sister’s ball) 的习得 (参见Giblin et al.2019) 。Giblin等人发现4岁的英语儿童产出双层递归领属结构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67%。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4岁汉语和英语儿童都具备对语言结构进行递归操作的能力,儿童对语言递归性的掌握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

针对第三个特征,为了考察儿童对语言递归性的掌握是否依赖于外界的语言刺激,尤其是父母的语言输入,我们对Child Language Data Exchange System (CHILDES,https://childes.talkbank.org) 系统中的三个汉语普通话语料库Zhou1、Zhou 2和Zhou 3进行了分析,尤其考察看护人 (主要是母亲) 与儿童互动过程中是否使用了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对这三个语料库的分析显示,看护人在与儿童互动的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NP1的NP2的NP3”结构。这表明儿童不可能依赖父母的输入来习得双层递归“的”字领属结构。

综上所述,儿童对语言递归性的掌握体现了以上讨论的三个特征。我们的研究为“递归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它先天存在于大脑中”这一观点提供了儿童语言的实证支持。

6. 结论

本文采用“基于真值判断的诱发性产出任务”,考察了4岁的汉语普通话儿童对表领属的双层递归结构的习得。实验结果显示4岁儿童在缺乏足够外界语言输入的情况下,能够正确理解递归领属结构,并正确产出双层递归领属结构。实验结果支持了“递归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这一观点 (Hauser et al.2002;Chomsky 2007,2008;Yang et al.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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