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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月刊 北大核心

作者:润色论文网  来源:www.runselw.com  发布时间:2019/6/25 13:50:09  

基本信息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出版周期:月刊

ISSN:0577-9154

CN:11-1081/F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中文

开本:大16开

创刊时间:1955

出版信息

专辑名称:经济与管理科学

专题名称:经济与管理综合

出版文献量:8444篇

总下载次数:14129591次

总被引次数:662657次

评价信息

(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11.232

(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7.912

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9-2020)来源期刊(含扩展版)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1992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2000年版,2004年版,2008年版,2011年版,2014年版,2017年版;

期刊荣誉:

社科双高期刊;

收录论文范文

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

摘要:尽管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变数难测,但中国稳中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国外贸新旧动能转换已经释放出强劲动力,外贸新业态不断涌现,中国外贸竞争新优势初步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互联网与跨境电商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中“企业异质性主要体现于企业生产率”的基本假设,异质性消费偏好为中小企业跨境电商比较优势的形成提供了市场环境。互联网与跨境电商深度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模式、组织结构与微观主体,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了绝佳的“弯道超车”机会。其次,中欧班列的运行重塑了传统世界海运贸易的理论范式,重构了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改变了临海港口的经济模式,扩展了国际陆港的经济辐射范围,加快了中国“向西开放”的步伐,逐渐形成了东西共济的全球价值链“双向环流”。再次,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优势、新要素禀赋优势和制度优势三重叠加,复合比较优势初现,自由贸易港建设将会把动态比较优势推进到更高层面。

关键词:互联网与跨境电商;中欧班列;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复合比较优势;

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增速,有时甚至高达GDP增速的两倍。但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速。世界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经济GDP的比重由金融危机前的接近50%,迅速下降到2018年的不到40%,相当于21世纪初的水平。金融危机后,全球生产分工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减速转型新阶段。尽管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阴霾下,中国对外贸易仍然“韧性”十足,2018年中国出口保持了10%的增速,2019年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4%。近年来,中国外贸浮现出三大亮点。一是跨境电商交易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中国跨境出口电商2018年的交易规模高达7.9万亿元,较上年同比增加25%。由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经由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1347亿元,同比增长50%。二是中欧班列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8年中欧班列共开行6300列,同比增长72%,其中返程班列2690列,同比增长111%。1三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区位优势显现。截至2018年上半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累计新设立企业近60万家,集聚效应明显。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153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示范效应显现。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由跨境电商、中欧班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驱动的中国企业竞争新优势开始形成。

Porter(1990)的钻石竞争模型认为,影响国际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需求状况、支持产业、企业同业竞争四种基本要素以及政府、机会两种辅助要素。本文认为: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资本和技术优势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强化,跨境电商具备了企业同业竞争优势和支持性产业优势(互联网+);中欧班列扩大了国内和国际的市场需求,同时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而经济全球化进入减速转型新阶段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构为中国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形成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互联网与跨境电商深度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模式、组织结构和微观主体

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领域在国际贸易的深入应用,正在引起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巨大变革。对企业而言,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构建的开放、多维、动态、立体、即时的贸易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企业国际化路径,优化了全球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间的互利共赢。跨境电商加速了全球生产、分工等环节的重新整合,改造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结构,使原来冗长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了扁平化,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微观主体,使得中小企业愈来愈有机会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了绝佳的“弯道超车”机会。

(一)互联网和跨境电商减少了全球价值链各环节间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成本,降低了企业间的搜寻-匹配成本

一是从生产链的协调成本看,产品生产环节的“区域化”分离是全球生产分工格局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跨区域链条的不断延伸,生产一项最终产品可能会涉及多次中间品的进出口以及频繁跨境流动,产品“工序化”和“分段化”生产愈发平常。在生产最终品之前,中间品会经过生产链条的多个生产环节,产品“工序化”和“分段化”对生产链条不同环节间的协调和沟通成本产生“放大”作用。互联网疏通了生产环节间信息流通的“脉络”,缩减贸易的交货时间,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二是从生产链的信息成本看,大量文献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打破信息不对称等非正式性贸易壁垒(蒙英华和黄建忠,2008)。国界分割导致信息流通受阻,提高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信息流通障碍加大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面临的不确定性,企业在获取信息时面临有效信息不足、质量不高、及时性不够、信息同质等问题,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贸易的隐性成本。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搭建起全球信息自由流动“桥梁”,“互联网+贸易”的电子商务模式突破了时空限制,加速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高速融合(施炳展,2017)。跨境电商的发展大幅削减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前因未了解外部市场信息而导致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盲目投入。互联网提供了更多的供应商渠道,降低了企业间的搜寻-匹配成本,改变了以往过度依赖贸易中间商的出口模式,减少了国际贸易的中间环节。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生力军。图1描绘了2010—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发展情形及其占中国货物贸易额的比重,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和进口跨境电商均表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货物外贸的比重不断上升,已经从2010年的5.94%上升到2017年的27.35%。根据阿里研究院的预测,跨境电子商务占中国外贸的比重这一上升态势仍会持续,预计到2020年跨境电商占外贸比重将会接近40%。而且,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类型繁多,既有专注于B2B业务的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国制造网、敦煌网等,从事B2C领域的天猫国际、京东全球购、苏宁海外购、聚美优品等,也有专注于C2C领域的淘宝全球购、洋码头、小红书等,同样也有支付领域的支付宝、微信等。这给大量不同类型的中小制造商、贸易商提供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更多渠道和方式,提供了更广阔的商业机会,从而无形地降低了国际贸易的行业“门槛”。

图12010—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及跨境电商占贸易额的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阿里研究院和UNcomtrade数据库,笔者计算整理所得。

(二)互联网和跨境电商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组织结构、要素结构和网络关系

首先,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组织结构。产品的生产结构分为“蛛行”和“蛇形”两种(Baldwin&Venables,2011)。前者表现为某一个生产环节处于核心节点,其余环节均与之相连;后者则代表了从上游至下游的依次生产模式。在实际生产中,两种组织方式往往交互出现(鞠建东和余心玎,2014)。互联网可以促进全球价值链由“蛇形”生产模式向“蛛行”生产模式转换,使得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更为扁平化,形成了既具有线性分层特性、又具有多节点交互的新型生产布局。其次,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要素结构。数据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键要素,国际生产分工的响应时间可被完整记录。在经典的C-D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是决定产出的主要因素。但当前数据已经成为生产函数中的关键要素。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由于实际贸易时间难以测度,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也就很难判断,出于简化的目的,贸易时间这一变量往往被忽略。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企业生产的响应时间可被“记录”,企业库存能够实现最优化管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生产环节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完成,生产分工能够实现即时响应。再次,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网络关系。集身份认证、授权管理、责任认定于一体的跨境电商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信任体系的建立,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韧性”。基于信任传递,供应链金融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安排。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可以建立“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让溯源成为可信任的保障,进而破除了横亘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鸿沟,进而提高了分工的效率。

(三)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微观主体及其组织结构

互联网和跨境电商使得大量非高生产率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可能,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中“异质性主要体现为生产率差异”这一假设。Melitz(2003)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之作,该文解释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国内生产和出口之间的选择问题,其经典假设是:需求函数是相同的,供给函数是不同的,且供给函数不同仅表现为成本函数的不同。该文在解释进入21世纪之前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问题上具有合理性,并被追捧为经典理论。不可否认,生产率的企业异质性很大程度上被证实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巨大,企业生产率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在许多实证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但是企业生产率既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贸易现象,更不能解释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商业交易条件下的贸易现象,新新贸易理论实际上已经滞后于贸易实践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的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近些年许多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新新贸易理论的质疑。因为,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同质性”是普遍的。在中国4000万家中小企业中,有500万家中小企业专注于国际贸易,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2011年以来,在跨境电商平台新注册的企业中,中小企业与个体商户数量占比超过90%。中国既存在数量庞大的同质性生产性企业群体,也存在大量综合服务型外贸企业,它们创造的供应链商业模式,通过高速联通的互联网形成的社会分工网络赢得了竞争力,数量庞大的同质性生产性企业因此进入国际市场。互联网技术应用下的社会分工网络,以最高的效率将生产和交换链接在一起,创造了社会化生产的再组织形式,改变了微观主体和市场交换的组织形式,这是中国在劳动要素优势弱化后创造的一个新优势。

经典的新新贸易理论不仅忽略了供给端的变革,而且还忽略了需求端消费者偏好的异质性问题。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偏好是不一样的,需求函数随着产品改变而改变。显然,贸易伙伴国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会对一国出口具有重要影响。当前零售业的全球贸易日益蓬勃,消费者逐渐把目光投向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国际化的商品和服务,产品的差异化、定制化、高频率交易为中小企业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跨境电商拓展了国际贸易的空间,将中小企业直接与终端市场对接,帮助中小企业在国外建立自身品牌,提高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中小企业+跨境电商”的产销模式既可以有效发挥跨境电商在配送速度、售后服务、信任度等用户体验优势,也充分发挥了中小企业柔性化、差异化、小规模生产的优势,从而满足国际贸易零售行业“碎片化”订单的需求。对贸易理论“一知半解”的国外某些政客和媒体,由于解释不通中国企业发生了什么,因此就说,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竞争措施,导致中国的外贸顺差和对外不公平贸易,这过于武断。

(四)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培育了国际贸易的新业态

Baldwin(2006)将全球化进程形象地称之为两次“解绑”。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主要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空间分离。交通运输的飞速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购买到任何地区的产品。第二次“解绑”则是指生产者之间的空间分离。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使得不同地区的生产者之间可以合作生产,国际生产分工成为可能。前两次“解绑”过程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当前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实现全球化的第三次“解绑”,第三次“解绑”主要指服务贸易领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空间分离。在传统贸易理论中,服务贸易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发生的,在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服务要素是否能由生产者向消费者的即时传输是决定服务是否可贸易的最关键因素。互联网为服务要素跨区域即时转移提供了路径,使得服务“生产”和“消费”的远程交易成为可能,实现了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区域分离,拓展了服务的可贸易边界,延伸了服务的生产分工链条。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实现了飞跃式发展,2018年中国服务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2018年服务出口176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6%,服务进口34744亿元人民币,增长10%,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排世界第一。但相对于货物贸易,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服务链条相对较短。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企业的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如图2所示,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额不到17%,低于美国的26%,远低于印度的31%。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利于发挥中国服务贸易的后发优势。互联网加快了服务贸易的技术转移,提高了后发企业的学习能力,减少了服务企业的试错成本。互联网引致的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后动者的追赶能力。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为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采取更有利的行动,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交易形式的变革,不断创造出新的可贸易的服务产业。例如,中国互联网金融充分发挥后发比较优势迅速崛起,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逐步拓展国际市场,正在成为服务贸易的增长新热点。

图21998—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网站

(五)互联网促进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度融合,促进了企业的价值链升级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经历了分工深化到高度融合的发展过程。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技术进步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专业化生产,促使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电信、分销、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支撑,制造业为服务业提供需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以互联网为纽带,服务业和制造业呈现再度高层次融合的趋势,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逐渐消失,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实现了深度整合,“未来的制造业都将会是服务业,未来的服务业也必须是新型制造业”。中国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大力推动物联网、纳米技术、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促进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和传统制造业的快速融合。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趋势不断加快(刘斌等,2016),2据WIOD数据测算,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达到了4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图3)。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上、中、下游的价值链延伸,增加服务中间投入品的种类,降低企业生产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研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扩大营销渠道,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出口附加值。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就是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成功案例。

图32000—2014年部分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WIOD数据库,经作者计算整理所得。

二、中欧班列改变了海运作为国际贸易主通道的格局,逐步形成了海陆贯通的新型国际贸易模式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运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通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海洋贸易催生了垄断资本主义。远洋贸易是获得高额利润最有效的途径。市场相隔越远,信息越不对称,产品的差价悬殊就越大,超额利润会越多。发达国家通过占据海洋运输的主导权进而控制着全球生产网络,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产品分销渠道进而占据国际生产分工的高端环节。资本主义主导的海洋贸易具有明显的弊端,价值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了国际贸易的长期失衡,经济全球化缺乏普惠性和共享性。中欧班列的诞生和发展重构了海洋贸易的理论范式,打破了国际贸易固有格局,改变了临海港口经济及其经济地理,形成了海陆并举、海陆贯通的新型国际贸易模式。截至2018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2000列,国内开行城市达到56个,可通达欧洲15个国家49个城市。当前中欧班列已形成以“三大通道、四大口岸、五个方向、六大线路”为特点的基本格局。3中欧班列的运行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

(一)中欧班列具备了海洋贸易模式中所没有的综合分销功能,重塑了供应链生态体系

在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中,产品从国内生产商到国外最终消费者手中要经历多个环节,包括国内生产商、出口贸易中间商、进口商、国外批发商、国外零售商、国外消费者,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增加值。通常中国企业只负责加工制造,货物装船离港后,中国人在供应链中的任务随即结束,中国企业很少有机会能介入分销、零售等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中欧班列有望改变传统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使原来冗长的国际贸易价值链实现了扁平化。中欧班列支持国内直发和海外仓发货等多种物流方式,拥有灵活多样的班列类型,包括定制班列(主要服务于大型出口企业)、公共班列(中转分拨为主攻方向)、散发班列(货物随到随走)、拼箱业务(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等多种类型。中欧班列的大量开行、国际陆港和海外仓库的建立不仅开创了新陆地物流运输的贸易方式,而且改变了以往“投资—生产—贸易”的传统经济合作形式,形成了“运输物流—贸易—生产—运输物流—贸易—生产”新的经济循环形式和国际分工格局。货物运输不再是单纯的空间位移,借助于发达的物流运输体系,中欧班列构建了完善的分销生态,通过运输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一体化,实现了国内生产商和国外消费者的直接对接,掌握了产品出关后的定价权,不但提高了企业出口在运输环节的附加值,而且也提高了企业在分销环节的附加值。

(二)中欧班列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拓展了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首先,中欧班列是“点对点”的出口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出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企业出口的不确定性和沉没成本,降低了企业出口的门槛,促使更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选择出口,从而优化了出口的扩展边际。其次,中欧班列能够减少出口厂商的可变成本,增加企业的出口规模与贸易流量,进而优化了出口的集约边际。相对于空运而言,中欧班列运输成本更低,相对于海运而言,中欧班列速度更快。中欧班列全部采用标准集装箱运输,实现了各国间海关检查检疫的协作机制,一票到底、中途免检,降低了“冰山运输成本”,这对配送效率要求极高的全球价值链产业(电子、汽车等)显得尤为重要。中欧班列“点对点”的出口模式可以选择最优的运输距离,可以避免海洋运输过程中因气候变化、海盗活动等因素导致的航线绕道。近代地理学鼻祖麦金德甚至非常具体地指出:在商业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海洋运输虽然比较便宜,但通常要包括四次装卸货物的工序,而陆上的铁路货车可以直接从输出的工厂开到输入的仓库。另外,商品属性越是复杂多样和易变,则越容易受到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王永进等,2010)。中欧班列具有灵活性、安全性、时效性和区域可达性等特点,因此,中欧班列对于那些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具有格外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前手机、电脑、机械设备等高端产品已成为中欧班列的主要“乘客”。

(三)中欧班列的运输服务优化了企业库存管理体系,提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响应速度,改变了微观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今后的国际竞争更多地体现为供应链的竞争,中欧班列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创新。中欧班列日行一班的高频率满足了国内生产商小批量、多频度的运输需求,有助于企业压缩库存投资,提高库存周转率,减少企业的资金占用,这对企业供应链管理十分重要。传统的订单式产销模式(buildtoorder)意味着企业只在接到订单之后才开始安排车间生产,产品生产完毕后才进入运输链条,产销之间势必存在时间差。中欧班列具备很强的分销优势,可以下沉到细分市场,企业可以通过精致化生产和零库存管理提升市场的响应速度,保持物质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在生产中的同步,进而实现准时化生产(justintime),提高用户的体验。

(四)中欧班列改变了临海港口经济及其经济地理,促进了内陆城市的“口岸化”,国际陆港具有了更深入的经济辐射功能

改革开放40余年,沿海城市始终位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中西部内陆省份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位于末端。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并未得到明显改观,最直接的原因是沿海地区具有内陆地区所没有的国际物流禀赋优势。沿海城市拥有便捷的远洋航线、优质的港口、完善的海运规则以及优惠的制度安排。而内陆城市除极少数物品通过空运外,没有直连海外的便捷通道,必须经由陆运或水路的支线运输与远洋航线相衔接,内陆地区企业出口在成本和时间上的初始禀赋劣势显而易见。“中欧班列+国际陆港”的组合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可以使内陆城市在国际物流上拥有了与沿海地区相匹配的条件。另外,与海港相比,国际陆港具有了更深入的国内经济辐射功能,以中欧班列为链接,陆港内两国共建的物流集群和特色产业园区悄然形成。以西安陆港为例,中欧班列最大辐射范围包括贵州省、四川省、湖北省西部地区、湖南省西部地区、内蒙古西部地区、河南省西部地区、山西省西南部地区以及西北地区等。另外,由于中欧班列对劳动密集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非对称影响,资本密集型产品对中欧班列的依赖度更高,随着中欧班列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依据Krugman(1991)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资本密集型行业会收敛于节点城市,进而成为国内价值链分工的中心。当前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的陆港保税区域经核准升级为自贸试验区。中欧班列“轴心—辐网”的空间模式有助于形成以“节点”城市为中心的国内价值链体系,促进国际陆港间的网络协同,进而实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高度融合。

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优势、新要素禀赋优势和制度优势三重优势叠加,复合比较优势初现

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渐进式路径。在区位选择上,从小范围试点开始,由点及面,在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再复制推广到全国。在改革深度上,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渐进式路径的生动实践。自贸试验区建设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到2018年海南自贸试验区开启“全域性”探索,中国自贸试验区数量已达12个,逐渐形成了“1+3+7+1”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雁阵”格局。当前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具备了试验优势、要素禀赋优势和制度优势,三重叠加形成了复合比较优势。

(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具备很强的“试验优势”

自贸区的试验既包括制度创新的测试,也包括企业创新的先行先试。从制度创新的视角看,制度创新是“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双重体现。自贸区提供了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一系列“试错”机制。与2017版自贸区负面清单相比,2018版自贸区负面清单再缩短50条,减至45条,不到第一版负面清单的1/4,逐步实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的融合。自贸区充分发挥示范效应。截至2018年5月,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153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2018年自由贸易试验区代表性制度创新中,既有中欧班列的贸易便利化议题,也涉及了供应链金融的改革问题,同时也包含了首次建立的服务贸易清单(表1),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田”的作用充分彰显。从企业的先动优势看,行业的“有序进入”和“同时进入”的结果迥异。在“有序进入”的情形下,先动企业可以通过设置行业标准阻碍后进企业。这种“先动效应”在具有网络外部性的服务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并且这种先动优势具有持续性,具有先动优势的次优厂商仍难以被最优厂商所取代(周念利,2014)。当前企业生存必须具备时间竞争能力,先动企业市场“通吃”现象日益明显,在不远的未来速度经济将取代规模经济。在新业态行业,加快企业创新步伐显得尤为重要。自贸试验区施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使得各个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退出机制灵活,这就为企业“先动优势”的发挥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另外,自贸试验区内完善的知识产权机制保障了先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会被轻易模仿。在数字贸易领域,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先行一步,制定相关标准,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先动优势”。

表12018年中国自贸试验区十大代表性创新成果

注:资料来源于每日经济新闻。

(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集聚效应初现,规模经济和资本要素禀赋引致的内生性比较优势逐渐形成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是外生的,比较优势具有极强的动态性特征。产业结构取决于要素丰裕度,在各种要素中,资本存量变化对一国要素丰裕度的影响最大,资本存量的积累取决于储蓄倾向和经济绩效。近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要素密集度逆转”,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力资本红利显现。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位列世界第一,资本要素积累明显加快(图4),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迅速,中国不但没有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而且内生性比较优势的形成比美国还要快(裴长洪和刘洪愧,2017)。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更是成为人才、资本、技术和服务业集聚的新高地。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五年来(截至2018年),累计新设企业超过5.7万户,新设企业数是前20年企业总数的1.6倍,绝大多数企业为高新技术和高端服务业企业。外资企业占比从自贸试验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20%左右。已有56家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直接接入自由贸易账户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开立自由贸易账户71666个,通过自由贸易账户获得本外币境外融资总额折合人民币1.3万亿元人民币。自贸区区内企业已成为上海最具活力的集群。上海自贸试验区以1/10的面积创造了浦东新区3/4的生产总值、70%左右的进出口总额,以1/50的面积创造了上海市1/4的生产总值、40%左右的进出口总额、70%的对外投资额。

图41999—2016年中国总储蓄、储蓄率、资本劳动比变化趋势

注:实际资产总计与实际固定资产是运用1999年价格指数平减所得。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制度比较优势

制度创新之所以能构成比较优势是因为制度创新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潜在可能性。企业生产需要两种不同的要素投入:一种是具有“私人物品”特征的要素投入,如资本、劳动力与中间品,该类产品由市场竞价获得。另一种是具有“公共产品”的要素投入,如制度,该类产品由政府提供。当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体现于第一类要素的禀赋,还体现为第二类要素的提供质量。制度质量不但影响第一类要素的供给能力,而且还对企业竞争力提升产生了不同的激励和约束。因此,比较优势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建立起来的技术效率优势;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提供的制度质量。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平台,已经具备了制度性比较优势。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性创新主要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贸易监管制度(如“单一窗口”)提升了贸易便利化程度。截至2017年,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已实现一线进境货物当天入区,进出境时间较全关区平均水平分别缩短78.5%和31.7%,物流成本平均降低约10%。海关自动化作业率从挂牌初期的12.8%提升至56.2%。天津通关时间平均每批货物节省0.5天,每标准箱节约物流成本120元,口岸快速放行率达88%。广东南沙港进出口平均通关时间分别为12.94小时和0.84小时,比2016年全国通关时间分别压缩48.5%和53.3%,天津企业通过首都机场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时间节约8小时,途中运费降低30%;北京、河北企业通过天津海港口岸进出口货物通关时间缩短3天,通关成本减少近30%。

二是投资管理制度(如负面清单)降低了外资准入门槛。各自贸区90%左右的经济行业对外资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超过90%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备案方式设立,办理时间由原来的8个工作日减少到1个工作日,申报材料由10份减少到3份。近10个部门的相关业务实现了“多证联办”。

三是服务贸易扩大开放、特别是金融创新制度(如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如天津自贸区融资租赁保持全国领先地位,融资租赁公司总部超过1000家;租赁飞机累计达到837架,约占全国90%;租赁船舶104艘,约占全国80%。

四是政府职能机制创新(如政府权力清单)明确了政企边界。各自贸区普遍实施以备案为主的投资管理制度,实行了市场主体名称登记便利化改革;简化了许可监管和税收监管;普遍建立了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对自然人流动,采取了外国人居留许可、就业证、外专证“一窗式”受理制度;纳税服务全程电子信息化,建立了企业年度报告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全力实施“放管服”改革,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

(四)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三重优势叠加,复合比较优势开始形成

上述三种比较优势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具有联动效应。一是试验优势和制度优势相互叠加。一方面,制度创新需要更深入的前期试验,自贸区的先行先试可以为制度的复制推广做“压力测试”。小范围的政策试验可以测试政策的可行性和执行效果,完善改革方案,节约改革成本,降低改革风险。制度属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经试验验证的制度安排可以被广泛复制推广。另一方面,新业态的创新特别是颠覆式创新需要高昂的试错成本。企业创新试验的激励需要制度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中国政治制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策是连续的,这在中国由经济特区到各类经济功能区再到自贸区的改革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扩展自贸区内企业的可“试验”空间,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潜力。

二是制度优势推动了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再集聚,提高了分工效率。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各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于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配置资源,优质要素可以通过“用脚投票”(跨地区流动)进行制度选择。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优势会整合全球创新创业要素,形成人才、管理、技术、资本、服务等全球高端要素集聚优势。另外,制度比较优势可以有效解决资产专用性投资面临的“敲竹杠”风险。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资产专用性特点。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为了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大多数企业需要进行专用性投资。由于专用性资产投资是针对特定关系的投资,部分投资价值具有不可转移性,因而投资标的的真实价值无法得到有效证实,资产专用性投资方被“锁定”在关系中,在事后“再谈判”过程中,投资方面临着被合作伙伴“敲竹杠”的风险。由于合约是不完全的,交易双方的利益冲突不可能在交易前完全解决,进而会导致资产专用性的资源错配、投资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在此情景下,制度就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减少或防止资本的资产专用性被“锁定”的风险,推动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专业化分工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当然,资本技术要素集聚产生的新业态也会反过来倒逼制度创新,制度优势和集聚优势相得益彰。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明确提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自由贸易港涉及了自贸区尚未实现和从未碰及的一系列金融、税收问题,以及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等新业态。自由贸易港建设将会把复合比较优势推进到更高的层面。

四、结论与启示

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新常态”,仅从中美贸易不平衡角度观察,重要的原因在于产业趋同化、市场同质化和规则差异化三个方面。发展和提升中国外贸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既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有效措施。

首先,互联网技术和跨境电商可以有效缓解中美产业趋同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特别是中国对美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中美产业的互补性是中美贸易稳定发展的根基,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美国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美国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与营销环节),而中国位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美国寄希望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状况并没有发生,反而中国发生了“要素密集度逆转”。以往中美贸易的根基变得不再稳固,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中美产业呈现出了趋同现象,产品相似度日益提高。趋同势必会引致竞争,而竞争必然带来摩擦。面对中美未来可能更为激烈的产业竞争,依据“逃离竞争效应”,创新驱动和差异化发展变得尤为重要。互联网技术运用下的平台企业和跨境电商在创新驱动和差异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跨境电商有利于形成新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以“逃离竞争”,进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对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跨境电商模式有利于形成差异化优势,通过定制化、差异化发展满足异质性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在竞争中存活。

其次,中欧班列可以解决中美贸易的市场同质化问题。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市场,导致了美国就业的下滑,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与美国企业产生了直接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战略的重心是“向东开放”,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城市布局看,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从出口的目标市场看,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伙伴国主要集中于美国、日韩和东盟市场,而同样这些市场也是美国的目标市场,中国出口市场呈现出与美国目标市场高度趋同的现象,中美出口市场的拥挤问题凸显。以中欧班列为重要抓手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向西开放”打开了“一扇窗”。中国“向西开放”战略既可以降低中国出口市场集中度过高的问题,也可以缓解出口市场同质性引致的中美贸易争端。中欧班列有助于建立海陆贯通的新型贸易模式,最终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西共济的全球价值链“共轭环流”(洪俊杰和商辉,2018)。

再次,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有效促进中美经贸规则在双方都可接受条件下的融合。国际经贸规则的冲突是导致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一代的贸易议题主要涉及“边界后”的国内改革问题,而激进式改革势必会对中国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稳中求进、小步快走、以点带面”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过去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性认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充分发挥“试验”的作用,为中国全域式开放做前期的“压力测试”。在深层次改革领域,特别是在美国高度关注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竞争中立、金融、电信等核心议题领域的改革可以在试验区先行先试,等成熟后再复制推广。中美双方都可接受的经贸规则融合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向而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供给侧的增量式改革可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加快形成复合性比较优势,进而形成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参考文献

[]洪俊杰、商辉,2018:《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第10期。

[]鞠建东、余心玎,2014:《全球价值链研究及国际贸易格局分析》,《经济学报》第2期。

[]刘斌、魏倩、吕越、祝坤福,2016:《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经济研究》第3期。

[]蒙英华、黄建忠,2008:《信息成本与国际贸易:亚洲华商网络与ICT对中国外贸影响的面板数据分析》,《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

[]裴长洪、刘洪愧,2018:《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施炳展,2016:《互联网与国际贸易——基于双边双向的网址链接数据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

[]王永进、盛丹、施炳展、李坤望,2010:《基础设施如何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经济研究》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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