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色论文网提供毕业论文写作、职称论文写作、职称论文发表及期刊论文发表服务!QQ:526140740

电话:18796337551
当前位置:润色论文网基础科学期刊 → 文章正文

《地理研究》月刊 北大核心

作者:润色论文网  来源:www.runselw.com  发布时间:2019/6/25 15:24:13  

基本信息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出版周期:月刊

ISSN:1000-0585

CN:11-1848/P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中文

开本:16开

邮发代号:2-110

创刊时间:1982

出版信息

专辑名称:基础科学

专题名称: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

出版文献量:4613 篇

总下载次数:4051309 次

总被引次数:157367 次

评价信息

(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5.419

(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3.919

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JST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日)(2018)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2017-2018年度)(含扩展版)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9-2020)来源期刊(含扩展版)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1992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2000年版,2004年版,2008年版,2011年版,2014年版,2017年版;

收录论文范文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摘要: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关键词:地方文化; 地方精英; 文化保护与传承; 日常实践;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全球化。该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着深刻影响。其中,在文化层面,由西方社会主导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趋势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存续构成了威胁。因此,树立“文化自信”已经成为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使命,从而维护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文化的多样性,避免全球尺度范围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上的单边主义。从国家层面上看,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保证一个国家文化多样性和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然而,随着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自上而下地深入,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地方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一微观领域,已经逐步被纳入到全球化和国家治理的范畴之内,并使得日常生活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同现代化发展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文化的视角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结成的更加复杂的研究框架构成了地理学新的研究动向[1]。随着跨学科研究视角不断受到重视,在众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空间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中的“空间转向”[2],其中人文地理学从空间视角对于文化变迁、文化保护与传承等主题的研究尺度逐渐下移,转而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开展地方文化研究[3],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文化保护过程中积极的本土化实践,认为本地族群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能够保持文化层面的主体意识,以文化身份为基点,借助物质景观和宗教仪式等定义我者的文化边界,谋求族群和地方的发展[4]。与传统的研究不同,微观尺度的研究提出了地方群体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创造力[5],提出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由官方主导的文化重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脆弱性特征[6],明确了日常生活在地方建构中的特征和功能[7]。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研究视角对拓展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尽管如此,由全球化和现代国家科层制体系所主导的文化治理,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进程中仍然且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必然交织于国家治理层面的保护利用与居民日常生活层面的个体实践之中。

2 研究回顾及问题提出

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对于社会个体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历史性基础[8],实践是其最为典型的特征。探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并非意味着对“治理”“结构”“制度”等话题的探讨不重要,而是强调日常生活本身,尤其是地方民众的生活策略,已经蕴含了认识社会、秩序、文化变迁的途径[9]。而且,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属性和内在机制[10],从日常生活理论视角开展文化研究具有自在的合法性和独特的微观优势。

2.1 日常生活理论视角

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许茨、列斐伏尔、德塞图、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和社会科学转向[11],并对多个学科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有关日常生活的诸多理论分支。

在哲学家的理论视野中,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多带有批判色彩,形成了各自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如马克思、列斐伏尔、海德格尔、科西克等。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异化 (1) ”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在社会分工条件下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活动所产生的异化导致了人本质的异化,进而产生日常生活各领域的异化。之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了极端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无可反抗”的沉沦异化的世界[1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列斐伏尔在马克思对日常生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不同于海德格尔、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等对日常生活的悲观主义立场,列氏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始终抱着坚强的乐观主义和同情理解的态度,将马克思基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总体性研究视角改造成为一种个体的日常生活批判视角,指出现代性和现代社会制度对传统的变革和替代,并不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12]。

2.2 相关研究回顾

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在近些年来出现了社会转向[13,14]。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空间性”的思想推动了人文地理学关于“空间社会性”的探讨,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也进一步下移至日常生活空间领域,推动了微观空间政治的研究,包括街区非正规空间的生产[15]、流动摊贩空间政治的规训机制[16]、日常生活视野下的都市空间研究[17]。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边界,使得关注文化研究的人文地理学者逐步将研究视域拓展至“日常生活世界”,开辟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18]。因此,社会文化地理近年来关注人的日常实践活动对于地方文化的塑造[19]。从现有研究基础看,关于日常生活情境下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体现出了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主要包括: (1) 多数研究受哲学和社会学层面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影响,从列斐伏尔、德塞图等学者的理论出发,研究日常生活底层居民的反规训战术[20],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管制问题[21,22],强调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23],认为日常生活与空间治理间存在“对抗”和“对立”成为部分学者的主要观点; (2) 另一些研究通过旅游社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情境化描写以及微观而深入的阐释,发现虽然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表现“对抗”的特点,但并非必然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在居民和管理方的日常实践过程中,管理方如果能正确对待和引导居民日常生活的力量,则会出现“平衡”的发展局面,体现出日常生活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独特创造力[5]; (3) 另外一部分学者从行为地理学和时空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日常生活空间,包括从性别、阶层、年龄等多个层面,研究群体的日常生活时空特征,代表了地理学者对日常生活另一个层面的关怀[24,25,26,27,28]。本研究归类于第二部分的研究,原因在于文章基于探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精英个体如何在政府治理与民众日常生活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树立文化自信,坚守或者建构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主体性地位的研究目的,需要对地方居民日常实践的观察、归纳。从而回应目前有关地方文化多样性研究以及如何树立文化自信的相关研究中,微观个体如何保持主体性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从理论上有助于推动日常生活地理学的微观尺度研究,在实践上,对于如何推动民众树立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

此外,虽然某些研究没有直接涉及日常生活实践的讨论,但明显关注到了日常生活场域的文化问题,如从世界遗产地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的研究中发现,本地居民对于“祖产”的认同并不代表对于“遗产”表述的接受,体现了日常生活情境下民众和官方组织对于“文化”理解的错位,推动着对地方文化认同的改变[28]。民族区域的地方研究中,在以民族文化为核心吸引物的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的改变进一步改变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习俗等方面[29]。

2.3 问题的提出

日常生活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发展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学者一方面从日常经验的尺度重新思考诸多人文地理学长期关注的话题,另一方面亦从许多被传统研究忽视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探讨日常生活如何建构或重构个人对城市、空间或地方的体验[30]。人文地理学对以往日常生活视野下有关地方文化的研究,拓展了人文地理学有关“地方”的研究视野,对推动研究尺度的下移起到了积极作用,引起对“自上而下”研究视角的反思。同时,人文地理学关注“人地关系”的研究特点,也推动了日常生活研究中空间思维的应用,尤其是不同群体的日常实践活动如何影响了空间生产的过程。但从研究的成果来看,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尺度仍处于中观层面,往往聚焦于特定空间、特定事件和特定人群的空间实践,对于更为微观尺度的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特别是对作为个体的居民如何维持其在地方文化传承中的主体性少有关注,导致多数研究成果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捉襟见肘的现象仍然存在。有鉴于此,选取丽江和大理两地开展实地调研,聚焦于地方民众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探讨文化精英日常实践与政府文化治理、民众日常实践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与现代商业市场之间的横向关系,回答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生活实践维护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主体性。通过回答该问题,既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日常生活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同时关注居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策略,也有助于优化宏观尺度的文化治理实践,减少文化保护与传承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冲突和治理成本等问题。

3 案例简介及研究方法

3.1 案例简介

本文选取云南丽江和大理两个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丽江自古以来便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纳西族、彝族、傈僳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与汉族聚居于此,1994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境内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记忆遗产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三大世界遗产。在旅游发展的推动下,丽江地方建筑文化、东巴文化与民俗文化在保护与传承中也保持着创新,受到族群内外部主体的共同认可,被视为国内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示范。大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区首府,也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地处云贵高原洱海平原的大理,拥有13个世居民族,早在1982年就被列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今共有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遗产名录。除此之外,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白族建筑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依山而立临水而居,居住环境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白族特色的千年三月街不仅成为云南最大的民间传统贸易集市,同时也是一次民族文化的盛典。选择丽江和大理作为研究的案例地,主要依据在于: (1) 两地都是地方文化特色非常鲜明的地区,拥有世界级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对两地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不同于一些地方因为出现“空心化”问题导致的文化传承问题,丽江和大理因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参与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越来越多,能够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较多,有利于研究资料的收集。

3.2 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围绕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一核心问题,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和结构式访谈法等收集数据。研究团队自2008年起十余年间先后多次对丽江旅游文化、民居文化、东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饮食文化等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研究,详尽地探讨了旅游发展影响下的丽江社会文化变迁。同时,研究团队于2018年8月11日至8月20日再次前往丽江,针对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这一议题进行专项调研。在田野调查中,调研小组成员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焦点小组访谈与观察法进行资料收集。借助前期研究所积累的调研资源,重点对部分丽江地方文化名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运用滚雪球的方法获取其他样本,包括政界、文化界、商界与学术界等,期间组织了两次焦点小组访谈,在访谈过程中除运用三角互证技术之外,还辅助使用观察法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此外,调研小组还前往丽江古城内外的多个传统文化传习与展演场所,对民间文化传承群体进行半结构访谈,同时记录地方文化的传承现状与受众响应情况,完成田野笔记近十万字。此外,研究团队在2016—2018年间先后4次前往大理辖区内的村镇进行调研,共计80余天。访谈对象包含居民、游客、政府部门人员、旅游企业员工等相关实践主体。本研究涉及的访谈对象共22人 (部分信息见表1) ,在本文的研究对象选择上首先遵循其日常生活实践是否以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为主;其次,注重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从而探讨不同个体背后的共同行为逻辑,从而归纳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框架。研究过程遵循定性研究归纳演绎的分析逻辑,最终确定以“个体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实践”“个体日常文化实践的政治”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管窥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如何保护其文化主体性的问题。

4 个体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实践

诚然,日常生活中个体实践的差异性巨大,因此,本文将关注点放在地方文化精英这一个体类型,研究其在地方文化保护和传承过程中的日常实践。那么,地方精英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微观实践建构自己的“精英”身份,从而成为地方文化的代表性人物?研究发现,这一过程体现出日常生活生动的多样性特征。

表1 部分受访人编码及相关信息列表

注:1.本表仅表示了部分受访人;2.被访谈人编码:DL表示大理,LJ表示丽江,M代表男性,W代表女性,数字表示编码号码;3.表中的文化身份,是指受访人被各级政府部门认定的资格称号,表中该栏中的“无”代表没有受到任何认定;4.资料来源:研究团队调研整理。

4.1 个体“合法性”文化身份的“获取”

“合法性”身份是个体日常生活实践中拥有权力的基础与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之一就是传承人制度,获得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意味着被正式纳入国家文化治理的范畴。因此,如何成为“合法”的传承人是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内容。而个体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对自身“合法性”文化身份的获取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即个体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纵向路径。

一者,基于个体文化实践的自我争取。大理喜洲村民YSW (男) 是通过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日常实践,“争取”这一身份的代表性人物。2007年6月10日,YSW惜感于越来越多的白族人不再穿本民族的传统服饰,书写《宣白族服装文化》倡议书,致信大理市政府,建议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参加白族重大节日或者出外参加重要会议活动时,一律统一穿上白族传统服饰,并于2008年身体力行,穿上白族传统服饰到各村各镇号召民众积极响应倡议。除了积极行动,YSW还坚信媒体的力量,并有着自己的一套实践逻辑,他认为人要出名才能做成大事,才能获取更多的权力资源。因此,他借助媒体的报道和参与游客的自媒体宣传等方式进行自我宣传。参与旅游经营实践也进一步增强了YSW对白族传统文化价值的信心,维护了他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声誉,间接地帮助他获得了合法性文化身份。YSW自2015年开始尝试申请洞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2017年申请非遗传承人遭遇失败。2018年,大理市相关部门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其情况后主动要求他填报申请材料,有了官方的支持其此次申报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了很多。努力从“民间艺人”身份转变为“非遗传承人”身份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体现了YSW文化身份主动建构过程中丰富的政治策略。

二者,基于地方政府支持的个体融入。与YSW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对个人身份的主动建构不同,另外一些案例中地方文化精英身份的“获取”则体现了地方政府主动对个体文化身份进行建构的实践。YHJ是丽江本地纳西族,是丽江传统皮革文化的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皮革工艺30多年,是国家轻工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同时获得“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国际工艺美术大师”等称号。他在丽江博物馆开办了HJ皮革手艺培训班,不断地为自身工艺与作品塑造品牌。皮革工艺本是纳西族的一项传统手艺,通过设立文化传承人而定点式传播。YHJ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民族手工艺人,但因为政府对其角色的设定而肩负了一份超越家族的更大使命,即传播与传承民族手工艺的责任。这种文化身份所构筑起的强烈认同感影响到个体、家庭乃至家族对于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如今,YHJ的妻子与儿女都已成为皮革工艺的传承者,这种身份设定体现了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政府的文化治理实践对个体身份的主动建构。

多数地方文化精英都采取通过个体申报和政府推荐的日常实践建构文化精英的身份,从而获得文化实践的“合法性”。大理喜洲周城村扎染厂主人DKY认为,非遗传承人身份帮助其积累了社会资本。依靠传承人的名气他将扎染厂打造成为了周城扎染的平台与窗口,争取了诸多社会资源,如中国妇女基金旗下的公益项目“妈妈制造”云南艺术学院的校企合作项目等,获得了政府与NGO的关注与支持。

4.2 个体“合法性”文化身份的“规避”

但同村另一个体案例却表现出不同的行动逻辑,其对于政府机构“认定”的合法身份采取“躲避”的行动策略。

部分社区精英对于官方的文化身份存在规避心理,认同感并不强烈。对于周城村的青白扎染坊 (家庭式作坊) 主人CYH而言,非遗传承人等文化身份和名号并非不可或缺。“所谓非遗的话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他们不干实事,都是政府套路,哪里的都是,包括村里的也是,更多时候都是他们有好处。2016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非遗有点变味了,我就不再跟他们掺和,学校我也决心退出,他们那些都是使用的化学染料。你想想谁会花11年的时间,用在去恢复这个传统的染色手艺上,谁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设计和针法这些东西,现在都是为市场经济服务。2013年的时候,评一个云南省拔尖农村乡土人才,已经评出来六个,然后2015年的时候,他们评了我一个大理拔尖人才,我也没有要” (DL-M03) 。可见,在个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中,CYH认为是浪费时间、精力与金钱,并逐渐对此感到失望,政府扶持与自我传承似乎成为了两种对立的状态,CYH的日常文化实践体现出对于政府主导的个体文化“身份”建构的“规避”和不认同。市场压力和政府行为都包含在非遗传承实践的断层逻辑之中。

4.3 个体文化身份的日常生活实践

地方文化精英在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合法性”身份建构体现了个体和政府的文化实践特征,是“自下而上”的个体日常实践“争取”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文化治理“认定”的微观政治体现。从对以上案例的编码分析来看,首先,个体文化“身份”建构的日常实践映射出“自上而下”的文化治理对于身份建构的主导权 (WFB和CYH) ,地方政府在基层非遗保护方面显著融入了其对文化的解读和发展诉求,以基层实践筛选非遗传承人,改变传统的文化传承路径,如东巴造纸的家传制度转变为传承人制度;其次,个体文化身份的主动“建构”策略体现了个体在国家文化治理情境下的理性选择,是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维护个体主体性的主要行动策略;最后,文化精英通过主动对接国家的文化身份“认定”,从而更好地开展个体日常文化实践,在顺应国家治理政策的同时,也凸显了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民间性”,达到了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平衡状态。总之,从个体对于文化身份“建构”和“躲避”的行动策略来看,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身份是保障其日常文化实践的重要策略,即使不认同国家“认定”的文化身份,也可通过强调自身的“正宗”和“传统”来体现其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性。

另外,在以往基于日常生活视野的相关研究中,对居民群体日常实践的研究多数都集中表达了自下而上的“对抗性”和“反抗性”战术。但是,本研究并没有发现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对抗性”和“反抗性”,从以上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来看,只有两种明显的日常生活实践战术,一种是通过“建构身份”“生活方式选择”等实现与文化治理的统一;另一种是通过“规避”策略,坚持自身的日常生活实践。因此,具有“对抗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在个体层面并不明显,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内涵。

5 个体日常文化实践的机制

作为地方居民的个体是地方文化的生产者,其日常文化实践是微观文化政治的现实样本,除了探究个体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建构之外,通过个体日常文化实践的政治分析与解读,有助于理解现实问题的发生机制。经过调研与分析,可以发现:个体围绕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日常文化实践主要体现在两种类型的行动策略上,一种是文化实践作为生活方式,另一种是文化实践作为商业策略,即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

5.1 文化实践作为生活方式

将文化实践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生活方式是地方个体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行动策略,这类日常文化实践的经济诉求往往不占主导地位。如大理双廊村的ZKG老先生 (88岁) 便是如此。1985年,ZKG退休后回到家乡双廊,发现久别的家乡文化发展滞后,因此决心改变这种现状。除自己苦练创作外,还通过办学习班、个别辅导、编印书籍等方式,组织群众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趁着自己还有精力,要多学多写多记,让后生们也能多有一点东西作参考……在晚年能通过文化传播,对社会作出些许贡献,我觉得生活过得很充实” (DS-M02) 。他带头对双廊文化进行挖掘、记录、编纂和出版,同时还带着自己的书法作品多次参与抗震救灾及医疗义卖活动,ZKG创造的关于双廊的文化作品对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而在丽江,位于丽江古城的雪山书院,是丽江“改土归流”后首任流官知府杨馝和丽江府儒学教授万咸燕于清雍正三年 (1725年) 共同创建的,主要的功能在于教书育人,为科举服务,推广汉文化。直到1905年的停科举、兴学校,其使命才结束,办学历史长达180年。2011年,HGX先生个人恢复了这一沉寂长达百余年的古院落,其文化复兴作为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目前,政府正出资恢复雪山书院的旧址,支持其面向社会群体定期举办国学讲座,雪山书院的文化活动成为本地居民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ZKG、HGX等退休人士积极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外,年轻群体也正主动参与到相应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如大理蓝续的ZHM于2012年辞去北京某NGO的工作,和丈夫回到云南,并于第二年创立了“蓝续绿色文化发展中心”。ZHM是80后,今年35岁,因读大学时是班上唯一的白族人,而被称为“小白”。蓝续的员工基本都是小白的家人朋友:丈夫、兄嫂和父母,还有朋友小杰等,核心员工约有12人。小白夫妇最初想要回云南只是单纯想“改变生活方式”。她在北京生活时经常想,“很多对北京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自己可能要拼搏很多年才能得到。虽然生活也还过得去,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就想回云南找回自己喜欢的生活。”之后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展上看到设计师使用了白族扎染的传统图案,深受触动,便选择扎染作为创业项目,希望回归家乡将祖辈的文化传承下来。目前,蓝续仅开发了面向亲子体验的小众项目,所选的染料均为植物染料。简而言之,ZHM夫妇的相关文化实践更多地与其追寻所想要的生活方式相关。

5.2 文化实践作为商业策略

上述案例中的个体出于个人兴趣或主体责任感将文化传承的实践作为日常的生活方式,而更多的案例表明,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地方文化往往被商品化为文化产品。在市场竞争和对利润的追逐下,个体往往以典型的地方文化作为商业活动的日常经营策略,进一步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变迁。尽管已有研究围绕文化商品化的原真性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旅游商业化对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维系起到不可否认的作用。这种维系作用究竟是正向的文化发展还是负向的文化毁灭尚未有定论,但以往研究从文化入手解读其表征与实质的变迁常常会陷入文化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冲突之中。因此,尝试分析文化保护与传承背后的作用力量与逻辑,以日常文化政治视角切入或许能够带来新的启发。

从实践目的来看,与文化保护与传承相关的日常文化实践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行动的逻辑也各不相同。对比以往从日常生活视角聚焦于某一群体的研究,个体的日常文化实践呈现出差异性和丰富性。通过聚焦于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发现个体由于年龄、生活经历、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在日常实践的行动逻辑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另外,虽然存在个体将文化保护与传承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但多数仍带有特定的经济理性诉求,体现出个人“生活方式”与“经济诉求”相互交织的日常文化实践目的。但多数老年人 (特别是退休之后返回家乡的老年人) 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中更有“地方”情怀,他们大多带有对故乡、传统文化保护的热情和地方文化流逝的危机感,从而主动开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而其他个体虽然也从事着与文化保护或者文化生产相关的文化实践活动,但往往受到市场规则和经济利益导向的影响,其日常文化实践常常嵌入了各类商业策略和商业目的,从而影响了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路径。

6 结论与讨论

使用者的空间实践指的是以微小的、流动的、非制度化的行为对空间进行创造性的利用[5],本研究从个体微观尺度的日常实践出发,验证了德塞图理论中的“战术”分析,个体往往借助文化传承人等“身份”,将文化实践作为生活方式和商业策略等“战术”,维护自身在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的主体性,从而实现个人日常文化实践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文化治理之间的平衡。通过定性研究方法,聚焦于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个体的日常实践,研究发现:

(1) 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个体获得合法化的“文化身份”是维持其主体性的重要策略。随着国家文化治理尺度的下移,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步被纳入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也使得参与文化保护与实践活动的进入壁垒被无形地抬高。从个体参与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来看,获得“文化身份”与否,是其在日常生活情境下开展文化实践活动的“合法性”保障,也是其更好地利用各类社会资源提高文化保护与传承参与度的重要条件。案例研究发现,个体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这成为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生产主体性的重要“战术”,体现了在全球化与地方性文化交织过程中,个体在保障其文化生产主体性过程中丰富的微观政治策略。

(2) 个体获得日常文化实践主体性表现出多样化的行为路径,成为地方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地理学对于民族、族群、跨区域“流”和文化的多样性,始终保持某种深刻的相对主义理解,关注多样性文化之间存在的空间关系[29]。文化精英在获得日常文化实践的主体性包括至少三种路径,一种是向上融入政府的文化治理体系,以获得文化身份为主要特征;另一种是通过对地方传统文化的日常坚守,以力争获得地方文化主体身份的认同行为主要特征;最后一种是以日常文化实践向市场的横向拓展,表现为以商业支撑自身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特征。这三种路径构成了地方文化精英个体通过日常文化实践,维护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主体性的解释性框架。在全球化与地方性文化的相关研究中,传统文化在消融的同时,地方性文化并非消失,反而呈现多样性和“再地化”的特征。已有研究中已经开展了大量有关此类现象的研究,但对于多样性地方文化的内在生产机制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通过不同个体的分析发现,由于个体生活经历、实践目的、个人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其在参与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过程中,往往遵循着不同的逻辑,最终通过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生产出多样化的地方性文化,尤其是丽江、大理等地多以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地方发展的战略选择,其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的多样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3) 从个体日常文化实践来看,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信的培育,要做好“自上而下”的文化治理和“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之间的协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本文的研究过程来看,自上而下的文化身份认定需要与个体的文化实践能力相结合,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文化的多样性生产和文化自信的树立。

最后,保护利用、恢复重构和传承发展乡村文化是乡村建设的根本任务[30],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目标的重要使命。但是,当相应的外部政策和保护措施引起个体日常生活环境变化时,其日常生活实践也会受到较大影响。然而,个体在应对这一影响时,其日常生活实践的政治体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策略性。本文从日常生活这一微观尺度的视角,探讨了个体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的政治,尝试推动人文地理学在研究地方文化变迁时对于“日常生活”这一微观尺度的关注。另外,不可否认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分析逻辑、研究内容的完整性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值得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跟进与探讨。

参考文献

[1]张敏,熊帼.基于日常生活的消费空间生产:一个消费空间的文化研究框架.人文地理,2013,28 (2) :38-44.[Zhang Min,Xiong Guo.Production of consuming spaces:A cultural approach based on theories of everyday life.Human Geography,2013,28 (2) :38-44.]

[2]姜楠.空间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家,2008,(8) :138-140.[Jiang Nan.The cultural turn of space research and the spatial turn of cultural studies.Social Scientist,2008,(8) :138-140.]

[3] 郭文,杨桂华.民族旅游村寨仪式实践演变中神圣空间的生产:对翁丁佤寨村民日常生活的观察.旅游学刊,2018,33 (5) :92-103.[Guo Wen,Yang Guihua.Sacred space produc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 ritual practices: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Wengding Va Villagers'daily life.Tourism Tribune,2018,33 (5) :92-103.]

[4] 魏雷,孙九霞.少数民族旅游社区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以泸沽湖大落水村为例.旅游学刊,2017,32 (10) :47-56.[Wei Lei,Sun Jiuxia.Modernity of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and its indigenous practices:A case study of Luoshui village in Lugu Lake area.Tourism Tribune,2017,32 (10) :47-56.]

联系方式

客服QQ 526140740
客服热线18796337551
网站地址 www.runselw.com
郑重承诺 原创,包修改,包通过!
润色论文网真诚欢迎新老客户的光临与惠顾!